刘小枫 | 卢梭的敌友划分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如今的各类思想史教科书或卢梭思想引论一类的文章，无不把卢梭说成伟大、坚定的启蒙智识分子志士，“始终拒绝与现存政权作任何哪怕是表面上的妥协”（马克思语）。可是，我们在《论科学和文艺》中看到的是，卢梭以严厉措辞否定复兴科学和文艺有助纯化道德风尚，反倒力证科学和文艺败坏道德风尚，对已经兴起且正开始走红的启蒙运动大加挞伐，甚至给封建君主出谋划策管束新兴的启蒙智识人。如果卢梭在这篇处女作中所表达的反启蒙立场是真实的，如果迄今没有证据表明，卢梭后来的一系列政治作品改变了《论科学和文艺》旗帜鲜明的反启蒙立场，那么，卢梭是伟大、坚定的启蒙志士的说法就错得出奇……
那么，《论科学和文艺》的反启蒙立场是真实的吗？这篇处女作以一个简短的“前言”开篇，仅三个自然段，我们不妨细读这段开场白，看看卢梭这篇政治处女作有何针对性。
卢梭首先肯定，第戎学院的征文题目不仅“重要”，而且是个“好问题”，然而，却并非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在争议”。我们知道，复兴科学和文艺是著名的文艺复兴的标志，“复兴科学和文艺是否有助纯化道德风尚”这个题目询问的不仅是对一个过去的历史事件的评价，这个征文题目的表述所用的复合过去时实际暗含着这样的意思：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推广文艺复兴。换言之，这种表述询问的是对一件过去发生的事件与当下的关联——当时，法兰西封建王朝正在兴起启蒙运动，因此，这个征文题目暗示了两百年前的文艺复兴与当前的启蒙运动的关系。
《论科学和文艺》插图，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
我们都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成就——自中世纪后期基督教政制在欧洲占据支配地位以来，古希腊罗马文明就成了所谓“异教”，因此，文艺复兴也意味着在基督教政制中复兴“异教”。我们还知道，文艺复兴一般也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源头，以至于现代性也一向被看做基督教文明的结果。可是，既然“文艺复兴”招回的是“异教”(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魂灵，把现代性的根源完全算到基督教文明头上就是错的。尼采曾经毫不含糊地指出：尽管现代启蒙智识人的怜爱之心显得像是基督教的爱心，这种所谓的“人道”精神其实来自普罗米修斯点燃的火堆：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已经说过这话，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又自己引用自己说过的话，可见尼采何等期望欧洲智识人看清：现代形而上学及其科学信仰来自普罗米修斯点燃的火堆。但卢梭早在尼采这样说的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着重指出，文艺复兴迎回的是普罗米修斯这位异教的神——在《论科学和文艺》的第二部分，卢梭以普罗米修斯神话开头：
卢梭发表《论科学和文艺》这篇获奖论文时，在扉页安排了一个插图，图说普罗米修斯禁止萨图尔碰火。但对这个插图的说明却在第二部分开头的注释中：普罗米修斯喊道，“萨图尔，你会为你下颚的胡须哭泣，因为你一旦碰火，它就会燃烧”——卢梭说，“这就是卷首插图的主题”。这个插图及其说明无异于告诉我们，文艺复兴还仅仅是异教的形而上学信仰在少数天资丰赡的人中间的回归，启蒙运动的性质是，少数形而上学家要把科学信仰传播、普及给大众。
卢梭在前言的第二句就提到“形而上学”，现在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了——卢梭说，如今“形而上学的微妙”（subtilités métaphysiques）已经占据“文学的各个部门”，甚至“学院的种种研究项目”也不例外。这无异于说，形而上学信仰或者说异教信仰已经占据文学界和学术界。如果我们初读《论科学和文艺》时没有在意这句话，情有可原，如果我们已经读过《论科学和文艺》不止一遍，再不在意这句话就不对了。因为，在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卢梭的重点恰恰是：形而上学信仰是否应该普及。换言之，《论科学和文艺》的前言挑明，卢梭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是，搞启蒙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我们今天，“形而上学的微妙”已然彻底占据“文学的各个部门”，更不用说大学或社科院的“研究项目”。卢梭却说，他不关心“形而上学的微妙”，而是关心涉及“人类的幸福”的“真理之一”。言下之意，“形而上学的微妙”并不涉及人类的幸福。然而，所谓涉及人类幸福的“真理之一”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需要整篇论文来回答，在前言中，卢梭接下来说的仅仅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卢梭是在对谁说话，或者说，卢梭写这篇有奖征文时，他心目中的读者是谁。
既然“复兴科学和文艺是否有助纯化道德风尚”这个题目已经引发争议，卢梭就得表明自己的立场。卢梭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持有的是反启蒙的立场，尽管如今上至封建君王下至新兴智识人都“热衷”（l'admiration）于搞启蒙——按照我们的“常识”，封建专制君主无不压制启蒙，卢梭却让我们看到，启蒙运动恰恰是在封建专制的庇护和热切支持下搞起来的。
卢梭墓地，Jean-Michel Moreau绘
卢梭宣称，他“预见到”人们很难接受他“敢于持有的一方”。这话与卢梭在扉页引用的奥维德的诗句相一致，换言之，卢梭“预见到”，由于自己在这篇论文中表达的观点，人们会把他视为替“野蛮人”辩护（不幸的是，我们的学界迄今仍然这样看待卢梭的观点）。不仅如此，“一方”（le parti）这个词的原义是“党派”或“政治主张”，这意味着，卢梭把自己的观点视为政治主张。如果我们把这个语词译作“立场”，恐怕就会丢失这篇应征文具有的党派斗争性质的含义（英译本译作side或position，德译本译作Partei）。
卢梭对其公然宣战的对立“一方”是谁？所谓“人们在今天热衷的一切”的“人们”（des hommes）指谁？可以肯定，这里的“人们”绝不会指人民群众。既然前文已经提到文学界和学术界，卢梭公开宣战的只会是当时的启蒙知识分子。卢梭紧接着说，他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得到某些贤哲之士的夸赞而获得荣誉”，并不“指望公众［知识人］的赏识”（celle du public）。如此修辞无异于划分敌友，进一步明确宣战的对象：“某些个贤哲之士”（quelques Sages）与“公众［知识人］”的区分，是朋友与敌人的区分。然而，他们分别具体指谁呢？通过一个人选择谁做自己的朋友，认定谁为自己的敌人，可以看出这个人是谁。反过来说，如果不搞清卢梭在这里的具体所指，也就很难认清卢梭自己的真实身份。
让我们首先搞清“某些个贤哲之士”具体指谁——法文版编者在这里下的注释说，有两种可能：要么可能指第戎学院征文奖的评委们，要么可能指狄德罗（Diderot）、达朗贝尔（d'Alembert）等百科全书派的同志们——真的如此吗？我们很容易排除第一种可能性，因为，如果认为“某些个贤哲之士”指第戎学院征文奖的评委们，等于贬低了卢梭。难道我们可以设想，卢梭会把“某些个贤哲之士”的称呼送给第戎学院征文奖的评委们？前言的第一自然段不就已经暗中挖苦了“学院”的院士们？我们至多可以设想，卢梭在这里采用的是双重修辞：表面上在恭维征文奖的评委们，实际上另有所指。
第二种可能性也不成立。的确，两年多前（1747年），卢梭的亲密朋友狄德罗与数学家达朗贝尔一起策划，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编写一套大型《百科全书》，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启蒙计划，后来也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标志——按法国史标准教科书的说法，这套《百科全书》“是为新的科学技术，为自由的思想，为批判的思想树立的丰碑……可以说是现代思想的圣经。它处处鼓励‘哲学’精神，要求打破因循守旧和偏见，把人们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③ 策划《百科全书》之初，狄德罗就邀请卢梭参与这个计划，次年(1748年)，卢梭就为《百科全书》写了关于音乐的词条(“伴奏”、“和弦”、“卡农”、“大合唱”等)。在今天的我们眼里，这部《百科全书》的词条平淡无奇，但在当时欧洲的基督教人士眼里,却有如“魔鬼的新巴别塔”，“异教徒的大本营”。我们对“百科全书”这个名称已经耳熟，但未必都知其详：Encyclopédic这个语词由希腊文转写而来，意思是“普及教育”。不过，按尼采考证，古希腊时并没有这个词，或者说古希腊并没有“普及教育”这回事。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策划的“百科全书”计划，直译的话应该叫做“普及教化”，也就是要把“文艺复兴”时期少数智识人所复兴的古希腊科学哲学精神普及推广给所有普通人——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根本差异在于：“文艺复兴”的理想仅仅是少数智识人招回普罗米修斯的魂灵，“启蒙运动”则要让所有普通人都成为普罗米修斯的学生。既然如此，卢梭何以可能指望这篇反启蒙檄文获得狄德罗、达朗贝尔等启蒙志士的“赏识”？如果把卢梭所谓他“敢于持有的一方”理解为搞“普及教化”的“百科全书派”，就明显与文章本身自相矛盾。
法国百科全书派群像——《1755年葛芙琳女士的沙龙》，Lemonnier绘
“某些个贤哲之士”既非指第戎学院征文奖的评委们，也非指狄德罗等启蒙同志，卢梭会指谁呢？其实，只要我们读完《论科学和文艺》全文，便可以肯定，卢梭指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蒙田……这些个贤哲之士都不是卢梭的同时代人。为了得到他们的“夸赞而获得荣誉”意味着，对于卢梭来说，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蒙田的赏识，而非得到同时代“公众［知识人］的赏识”，才算真正的荣誉。从而，卢梭在古典的智识人与启蒙智识人之间作出了区分——的确，如今我们写文章绝少有人会想到的是得到比如说孔子、孟子、朱子的“夸赞而获得荣誉”……
所谓“公众知识人”又具体指谁？原文是public，听起来似乎指的是如今所谓的传媒写手，但卢梭接下来具体说到这些人是谁……卢梭说，他“不会费心去讨美妙才智（beaux esprits）或者风头人物喜欢”——可见，这类有“美妙才智”的“风头人物”就是卢梭所谓的“公众［知识人］”。卢梭进一步说，这些人无不“天生受自己的时代、国家和社会的意见的支配”，所谓“天生受……支配”（faits pour être subjugués par）指的是，这些人即便热爱智识、好读书，其天性仍然是依从时代、国家和社会的“意见”，从而可以说是假的“热爱智慧者”。
卢梭突然话头一转，说“在今天，一个自由思想家和哲人的所为，出于同样的原因，兴许不过是在成为同盟时代的狂热分子而已”——这无异于进一步挑明，所谓的“公众［知识人］”指当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个自由思想家”（l'esprit fort）的原文与前一句的“美妙才智”有相同的主词（“才智”），替换的仅仅是形容词——如果直译，意思是“大胆的才智”，英译本译作a freethinker，德译本译作einen Freigeist，可见，在西方人眼里，“大胆的思想家”就是“自由的思想家”——用今天的说法，应该称为“公知”。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公众［知识人］”还是“美妙才智或者风头人物”，卢梭用的都是复数，当说到“自由思想家和哲人”时变成了单数。“公众［知识人］”的所指范围进一步缩小了，如果“美妙才智”对应“自由思想家”，“哲人”对应“风头人物”，卢梭这话的含义可以读作：在启蒙时代的今天，“美妙才智”变成了“自由思想家”，“哲人”变成了“风头人物”。
启蒙时代画作《哲学家的晚餐》，吉恩·胡贝尔绘
反过来说，“一个自由思想家和哲人”在启蒙时代成了受自己的时代、国家、社会的意见支配的“狂热分子（un fanatique）”——前言起头就说到“形而上学”已经占据文学界和学院，现在进一步说“哲人”变成“自由思想家”等于变成了宗教“狂热分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卢梭对启蒙构想的根本看法：所谓启蒙精神的含义不过就是“自由思想家和哲人”成了“狂热分子”，或者说，所谓启蒙精神就是少数有聪明才智的读书人的堕落。
对于热爱智慧的卢梭来说，少数有聪明才智的读书人本来是自己的朋友，一旦他们蜕变成“公众［知识人］”或“狂热分子”，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这就是卢梭在“某些个贤哲之士”与“公众［知识人］”之间划分敌友的含义。
结束这一自然段时，卢梭说，“要想超逾自己的时代而活，就得决不为这号读者写作”——如果看法文原文，可以清楚看到，卢梭像是在写格言，因为，écrire［写作］与vivre［生活］构成一种修辞上的对仗。“这号读者”（tels lecteurs）显然指前句中说的同时代的“狂热分子”。由此可以肯定，卢梭预设的读者不会是第戎学院的评委，也绝不会是当时的公众知识人。除了写给“某些个”古典的哲学先师看之外，卢梭这篇文章究竟想要写给同时代的谁看呢？合理的推测是：卢梭仅仅想要写给同时代的“一个自由思想家和哲人”看。
倘若如此，这个“哲人”会是谁？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动因，卢梭自己后来有过三次追述：第一次追述见于事后13年（1762年元月）写给法国图书总监马勒塞尔伯（Malesherbes）的信，由于这封信带自传性质，十分有名。④ 第二次见于卢梭晚年写的《忏悔录》第八卷（中译本第八章），与写给马勒塞尔伯的信中的说法完全一样。⑤ 第三次见于著名的自辩性质的对话录《卢梭审判让•雅克》（对话二）。
《忏悔录》， 黎星、范希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事情是这样的：1749年夏天，卢梭去探望朋友狄德罗——当时狄德罗虽然已经从万森纳监狱释放出来，却因发表了《哲学随想录》（1746年，匿名）和《与明眼人论瞎眼人书》（1749）仍然被软禁在万森纳城堡。卢梭在记叙中说，因没钱坐马车得走着去，他便带上刚出版的《法兰西信使》边走边看……当看到报上的征文启事，卢梭说，就在“看到这个题目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了另一人”……
见到狄德罗后，卢梭说自己的“心情激动得近似疯狂”，他向狄德罗说明了缘由，还把自己坐在一棵树下休息时写的一段模仿古罗马政治家法布里乌斯（Fabricius）的演说辞的文字念给狄德罗听。狄德罗听后似乎很激动，鼓励卢梭“大胆发挥”自己的观点，写文章参赛……在《论科学和文艺》第一部分临近结尾时，我们的确看到一段模仿法布里乌斯的文辞，似乎卢梭坐在树下写的那段模仿古罗马政治家的文字，就是这篇应征文的雏形。
如今，学界人士几乎无不把卢梭的这段追述看作卢梭的真实记叙。可是，如果卢梭的《忏悔录》整个而言并非卢梭的真实自传，而是他编的一个教育故事，那么，这段追述也有可能包含“故事”成分——在给马勒塞尔伯的信中，卢梭以明显夸张的文学笔法描述了自己看到启事时的激动：“听任自己躺倒在路边的树下，半个钟头之内我激动万分，起身时发现外衣前片全被泪水打湿了……”
在《忏悔录》的“巴黎手稿”（卢梭最早念给巴黎朋友听的初稿）中，卢梭写的也是“在一棵树下”（sous un arbre），但在最后的版本中，卢梭把“在一棵树下”改成了“在一棵橡树（chêne）下”（参见Pléiade全集本编者注）。
在柏拉图的《斐德若》快结尾的时候，苏格拉底对斐德若讲了一个关于发明科学和文字的埃及神忒伍特的故事，斐德若不信，说苏格拉底瞎编。苏格拉底对斐德若说，最初的预言是一棵橡树说的话，古人没有“你们今人”聪明，单纯得安心听一棵橡树或一块石头[说话]就满足了，只要它们说的是真实（《斐德若》，275b5-c1）——苏格拉底关于橡树的说法，出自古希腊的神话诗人，无异于用典。⑥ 卢梭把“在一棵树下”改成“在一棵橡树下”，同样可以说是用典的寓意笔法。
的确，当看到这个征文题目时，卢梭说自己“心情激动得近似疯狂”是真实的，因为可以设想，这个题目触动了卢梭的某根神经，这就是对狄德罗的启蒙计划的深切怀疑。从卢梭的两次记叙来看，重点都在于自己与狄德罗的关系。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
既然狄德罗是《百科全书》启蒙计划的发起人，而《论科学和文艺》里里外外都在激烈抨击启蒙，对卢梭的记叙就可以有两种解读：要么卢梭说他去见狄德罗时读到征文启事是巧合，要么这个巧合是卢梭编的一个故事。换言之，卢梭很可能早就读到这个启事，然后把自己读到启事时的激动与去万森纳监狱看望狄德罗联系起来。不用说，编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暗示，写这篇文章的真正意图是规劝自己的朋友别成了启蒙“狂热分子”……
无论在写给马勒塞尔伯的信中，还是在《忏悔录》中，卢梭追述这件事情时，都说到热爱智慧的同仁之间的友谊。在写给马勒塞尔伯的信中，卢梭先说道，自己天生喜欢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因此“渐渐疏远这些人的社会，在想象中构想出另一个社会”。⑦ 从晚年写下的《孤独漫步者的梦想》来看，卢梭所谓的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指的正是热爱纯粹智慧的人的生活方式（亦参写给马勒塞尔伯的第三封信）。
但卢梭接下来就说，《法兰西信使》的征文启事让他突然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对自己的“同伴应该持什么态度”——卢梭尤其说道：“对于我的同伴，我的内心一直与我的思想相矛盾，我有理由憎恨他们，但我仍然情愿爱他们”……⑧
接下来卢梭就讲了去探望狄德罗的事情。所谓“同伴”的原文是semblables，应该译作“同类人”，另一个中译本把这个关键语词译作“同胞”，就完全错了。卢梭是日内瓦人，当他说到compatriotes［同胞］，几乎无不指日内瓦人。无论如何，法国人狄德罗不会是他的“同胞”；对于离群索居的人来说，社会人也不会是他的“同胞”……法国人狄德罗不是卢梭的“同胞”，却是与卢梭一样热爱智慧的“同类人”。卢梭眼下感到痛心的是，自己的这位亲密的“同类人”正在变成启蒙“狂热分子”，因此对他既爱又恨……
“卢梭抵达乐土”, Jean-Michel Moreau绘
《忏悔录》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同样如此，卢梭一开始说的是友谊：他说自己回到巴黎时，心里总惦记着被羁押的朋友狄德罗，有朋友为了让他分心，便随口说狄德罗“太不谨慎”（imprudence）云云，卢梭一听就跳起来，立刻为狄德罗辩护，态度之激烈让卢梭自己都觉得“太不谨慎了”，但卢梭说，这种“过分热心是一个不幸的朋友引起的”⑨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理解为卢梭的意思是这样也不为过：狄德罗搞启蒙“过分热心”、“太不审慎”，因此是个“不幸的朋友”（我们知道，审慎是古希腊的四重美德之一，苏格拉底极为强调的哲人德性）。卢梭随后又说到另一种友谊：建立在热爱音乐的基础上的友谊。音乐包含纯粹的智慧，共同热爱音乐的人碰到一起，可能会有激动的争执，始终会是朋友，但如果这样的朋友转而“过分热心”地去搞启蒙，就会成为卢梭的敌人……卢梭与狄德罗最终反目成仇，并不奇怪。
在《忏悔录》中我们读到，卢梭在有了前面这番描述之后，卢梭才开始再次追述当年的万森纳探访途中的灵感，追述自己见到狄德罗时的激动，自己如何“情绪沸腾”：
与写给马勒塞尔伯的信中的追述对比，《忏悔录》中的这段追述更为详细地说到应征文的写作，仔细读就会发现一些颠三倒四的说法：比如，卢梭明明说自己看到这个题目“激动得近乎发狂”，在路上休息时就已经草拟出一段仿法布里乌斯的演说辞，又说这篇文章是狄德罗鼓励他写的。还说文章其实并非他亲笔写下的，而是他晚上“闭着眼睛在床上”翻来覆去想出来的，但每到早上坐下来提笔时，他就想不起夜里想好的内容，只好让料理他日常生活的瓦瑟太太笔录——既然早上起来就想不起夜里想好的文章，何以还能口授？明明都是在瞎编嘛……卢梭年轻时喜欢戏剧，而且他熟悉柏拉图的戏剧，我们有理由设想，卢梭善于通过写作来演戏。
最妙的是，卢梭说，文章写好后他给狄德罗看过，狄德罗“很满意，并且指出了几个应该修改的地方”——在正式的“前言”中，卢梭最后也说到修改：
最后这段交代，言辞颇为含混，但有一点意思很清楚：如果不是为了拿奖，这篇文章的写法会完全不同。卢梭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事隔不到一年，卢梭说他发表的是寄给第戎学院的原作，当不会有问题。那么，添加的注释是哪些，卢梭没有说，增补的段落究竟是哪两段，也并非如卢梭所说“很容易看得出来”。由于原稿在法国大革命后遗失，卢梭所说的增补已无从查考。
左图：阿赛札（J.Assézat）所编的《狄德罗全集》（1876）
右图：狄德罗主持编纂的《百科全书》
至于“增补”的两个段落，最有可能的增补段落之一，是第一部分第九自然段谈到“原初自由”的段落，这个段落的注释就涉及到真正的“哲人”。凡此无不证明，卢梭的增补都涉及挑明对狄德罗的针对性。卢梭在这里说，他“重新组织和扩写了这篇论说”，很可能也是一种修辞，意在暗示这篇论说的真正读者是“一个自由思想家和哲人”。实际上，文史家并没有在卢梭的遗稿中发现“重新组织和扩写”的论说。
狄德罗年轻时在耶稣会修习过古希腊罗马文学，也算是有古典修养的人，后来做过见习律师、私人秘书、交易所司账、家庭教师。但启蒙风刮起之后，他就出没于沙龙、咖啡馆、报馆，成为新派知识分子。由于经常入不敷出，他翻译过不少英文书挣钱，甚至写流俗小说， 1746年发表《哲学随想录》，狄德罗一举成名，随后又接连发表《怀疑论者的漫步》（1747）、《与明眼人论瞎眼人书》（1749），宣扬哲学的怀疑精神，其间还发表了一篇淫秽小说《泄密首饰》（1748），最终被控不敬神罪和败坏道德罪，遭依法逮捕……由此可见，从天性上讲，狄德罗的确是个哲学家，但他也是“天生”受自己的时代、国家、社会的意见支配的“狂热分子”。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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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研究方向：古典诗学、古典政治哲学、比较古典学。
主要专著：
（1）《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2）《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
（4）《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凯若斯：古希腊文教程》，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
（6）《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7）
（7）《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
（8）《施特劳斯的路标》，华夏出版社（2011）
（9）《共和与经纶》，北京：三联书店（2011）
（10）《设计共和》，华夏出版社（2013）
（11）《百年共和之义》，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
（12）《王有所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3）《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华夏出版社（2015）
（14）《西学断章》，华东师大出版社（2016）
（15）《海德格尔与中国》，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
（16）《以美为鉴》，华夏出版社（2017）
（17）《巫阳招魂》，北京：三联书店（2019）
（18）《拥彗先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主要译著：
《柏拉图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5）
延伸阅读
● 刘小枫 | 《爱弥儿》的读者是谁？ ● 卢梭、马基雅维利与政治伦理
● 一场十九世纪“西方的疾病” ● 沃格林 | 拉博埃蒂的自由精神与缺乏智慧的勇敢 ● 刘小枫 | 春季学期读康德 ● 卢梭诞辰纪念 | 施特劳斯：论卢梭的意图 ● 王江涛 | 现代性的困境与卢梭的意图
● 戴晓光 | 卢梭笔下的苏格拉底与卡图问题
● 再版 |《设计共和：施特劳斯〈论卢梭的意图〉绎读》
（编辑：三尧）
设个星标吧 朋友们不然你将接收不到咱公号的精彩推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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